导语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。10年来，我国持续创新完善宏观调控，财政、货币等宏观政策有力支持实体经济。专家学者认为，下一步，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，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，更有效支持实体经济、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。

时事评论员谢峰教授：宏观政策措施是产业落地，国务院参事汤敏：区域经济需转型

时事评论员、大国科技创新智库高级专家、北大博雅宏观经济学者、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、中国政府管理案例库编审委员会荣誉主席谢峰教授解读：短期看，四季度经济在全年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往往最大，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和时间节点，推动一系列稳经济政举措全面落地、充分显效，稳定市场预期和民营经济信心，促进经济回稳向上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。中长期看，中国经济仍有改革红利可挖，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加快构建形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才能真正实现稳中有进和高质量发展。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。关键在于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，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各自的作用，不断完善有利于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环境、体制安排和政策措施。

近年来，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、精准调控、相机调控，从总量和结构上持续加大调节力度，有效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。二十大报告专门谈到，我们的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、不确定、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。

统计显示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从2012年的12.6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24.63万亿元，年均增长8.5％。积极的财政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，发挥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作用，显著降低了经济周期波动影响。特别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中，财政政策靠前发力，用好政策工具箱，打足提前量，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，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。

著名经济学家、国务院参事、国务院扶贫办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提到：改革开放，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现在这部分人已经富起来了，国家也富裕起来了，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。当年我们定的目标是1000美元，现在已经达到1万美元，但是我们的贫富悬殊现在拉得比较大，所以在新的历史阶段共同富裕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目标。怎么来推动共同富裕，我们主要通过三次分配。第一次分配指的是劳动利润，土地租金等，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分配的。第二次分配是通过政府的税收，税收收来以后通过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等再进行分配。

第三次分配是企业家、普通百姓的收入以自愿捐贈的方式，通过公益慈善来进行第三次分配。公益机构主要的工作领域就在第三次分配领域，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多少？在2019年，全中国慈善捐赠大概在1600亿人民币左右，到了今年可能要达到近2000亿人民币左右。这看似是很大的数字，但是跟我们国家第一次、第二次分配要分配一百万亿的GDP相比，第三次分配只有2000亿，只占0.2％，其实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。可是这一部分也很重要，从钱的数字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它起的作用可能很大。

1600亿到2000亿的慈善捐贈，它捐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根据统计数字，这些主要捐贈到了教育领域，占29.17％，将近30％投到了教育里。还有25.11％投到了扶贫和社会发展，还有18.04％投到了卫生健康领域，这三个领域就占了大头。

传授成功经验，培训返乡创业青年。我们也在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试验。友成基金会在贵州省的黔东南的雷山县包了一个小山村，小山村非常漂亮，叫龙塘村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苗族的小山寨，但是它四周环山，是一个贫困的山区。我们把各种资源对接下去，我们的工作人员长期驻村来帮助他们。我们与企业合作，在村头建了一个六星级的民宿，非常美轮美奂的民宿。这些产权全部属于村集体，收入也属于村集体，村里就有了比较好的收入。另外，我们把电商，把稻田养鱼，把种玫瑰花等各种各样的产业引到这个村子里，帮助他们建合作社，这个村子很快就脱贫了。

要有更好的创新、创业环境。不断创新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。没有创业的创新是无本之木，只能是多几篇论文，多几个科技成果奖而已。相对发达国家来说，我国的创业环境还较差。从对青年人的普及创业教育，到国家政策对创业的支持， 以及社会对创业失败的宽容度都很不够。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产业投资在我国还远未成气候。鼓励更多人去创新创业，打造一个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，理顺创业板市场，是我们能够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必要条件。

汤敏，著名经济学家，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，现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，兼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、武汉大学、暨南大学任兼职教授。中国经济50人成员。2011年4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。作为经济学家，汤敏还撰写了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的书籍——《千虑一得》《亚洲成长三角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》《印度尼西亚一马来西亚一泰国成长三角区理论与实践》，最有名的当属他与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合着的《现代经济学前沿题》。此外，他还发表了亚洲经济、中国宏观经济、部门经济、金融改革及教育改革方面的论文百余篇。